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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出現老人自殺屋“養老難”正沖擊中國
編輯:南京家政 時間: 2018-12-24 08:46 瀏覽量: 70

  傳統的家庭贍養不堪重負,養老機構服務緊俏、一床難求,繼幼兒園“入托難”之后,“養老難”又浮出水面

  一位92歲的老人癱坐在月壇街道敬老院寬大走廊的一張輪椅上。他嚷嚷著想站起來,旁邊的護工隨即用力把他架起,只讓他的腳粘粘地,之后又松手讓老人攤坐下去。

  老先生已經失去行動能力,加之重度老年癡呆,終日需要護工照料。“如果不送到這里,我們一家人根本沒法對付。”85歲的老伴王老太太無奈地看著這一幕。在老先生身邊,還有20多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大多已不能說話或行動。一些老人插著鼻飼管,低垂著頭顱,目光呆滯。

  這所專業護理院要照料50位失能老人,但仍無法滿足護理院所在社區的需求。這個敬老院常年都有50名老人排隊等待入住。不論是鄉鎮集體所辦的養老院,還是市屬的福利院,北京的公辦養老機構一律滿員。即使是收費高昂、定位于中高端群體的北京太陽城銀齡公寓,也只剩下最后兩間空房,“過了這周末來,怕是就沒有了”。

  3816家養老服務機構、61823張床位,依然無法滿足京城226.6萬老人的養老需求。北京一所普通街道敬老院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一位老人一般要等兩年左右,才輪得上一張空床,“只有等走了一個,才能進來新的。”不獨北京,在中國各大城市,一床難求。截至2009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達到1.67億人,約占總人口的12.5%。其中,80歲以上的老人1899萬人,失能老人已達940萬人,部分失能老人約為1894萬人。

  社會顯然沒有做好準備。“一個失能老人拖累一家人。”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評論。多年來家庭小型化的趨勢,以及現代化背景下空巢家庭的激增,傳統的家庭贍養早已不堪重負。在不少社會學者看來,大幅增加養老設施和服務投入已是當務之急。

  養老缺口:獨生子女政策的后果

  雖然全國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目前尚不滿3000萬人,但在楊團看來,養老服務的提供,可以比作正反兩個金字塔:需要養老服務的老年人口結構是正金字塔,失能老人只是最頂端的部分向老人提供的養老服務則應該是一個倒金字塔,最頂端的那部分老人需要提供最多的關懷照料。

  然而,理論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巨大的落差。截至2009年底,全國各類老年福利機構38060個,床位266.2萬張。從國際經驗來看,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養老服務機構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在50—70張之間。在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不過23.5張。保守估計,養老機構的床位缺口數量在300萬以上。專業的護理人員更是奇缺。全國所有機構的護理人員僅有20余萬人,而拿到護理證的只有兩萬多人。

  按中國的傳統,對老人的照料義務,更多是由家庭承擔,但家庭的撫養能力卻幾乎達到極限,不得不借助于社會機構和服務,這越發加劇了社會養老服務的短缺。

  家庭形態的變化是導致這一結果的主要推手。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實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家長已步入晚年,中國正全面迎來“421家庭”時代,一對夫妻贍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為主流,家庭負擔極為沉重。

  同時,當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動、家庭小型化也大大沖擊了家庭舊有的代際撫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國老齡委數據顯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達49.7%。而在農村,大量青壯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婦女在家的留守幾乎成為常態。空巢家庭的增加以及家庭人數的減少大大降低了其對老人的撫養能力。

  這種情況,在農村更為突出。大量青壯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婦女在家的留守幾乎成為常態。據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南京、甘肅農村的調查,7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超過一半得自己照顧自己,或由配偶照顧。

  即使家庭成員盡到照護義務,贍養質量也常不如人意。來自社科院的一份《融入社區健康服務的中國農村老年人照護服務研究》顯示,傳統家庭照護標準低,專業性差。在農村的農忙季節,家人對老人的照顧容易被疏忽或中斷,身邊無子女的老人更易被忽略,甚至一些子女在身邊的老人還遭遇棄養。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執行主任費立鵬曾透露,農村老人自殺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農村自殺人數比例占我國自殺人數的90%。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會長李寶庫曾在一個公開會議上透露:“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在湖北京山地區,甚至出現了自殺屋、自殺洞。相當一部分老人因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選擇老屋或荒坡、樹林、河溝,安靜地自我了結。

  拮據的社會化:七成依賴家人

  家庭照顧的缺位,以及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社會的支持和介入變得必要而緊迫。而贍養成本的提高,又令家庭不堪重負。

  上述《融入社區健康服務的中國農村老年人照護服務研究》顯示,高齡老人不僅需要問安式照料,即經常性探望,還需要生活照料、康復保健方面的服務。對于老人的照顧者來說,長年照護失能老人也容易產生身心的壓力和慢性疲憊,他們則需要一種替換性的服務,或是日托服務。根據國際經驗,失能老人中還有相當部分需要入住機構,入住機構率普遍在3%-5%。而相較于中國老人的養老金水平,這些服務無疑都顯得昂貴。

  按照護理標準,機構收住完全不能自理的臥床老人,與護理員的配備是2:1,基本不能自理的老人與護理員的配備是4:1。據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根據有關調研粗略計算,人員工資加上護理院住所的設施設備、材料、老人餐飯等等,每月僅成本在1200元以上。在一線大城市,收費則更加高昂。前述月壇街道敬老院嚴格堅持非盈利準則運營,老人每月的平均收費也在2600元左右。這已經超出了絕大部分老人的支付能力。

  在廣大農村地區,沒有社會養老金的老人更高達90%。正是由于當前養老保險制度的缺漏,據北京大學和中國老齡科研中心2006年對全國上萬名高齡老人跟蹤調查,69.9%的老人主要經濟來源依靠子女及孫子女。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學者孫炳耀表示,養老服務的需求,正是隨著平均壽命的增長才出現,但“我們對養老制度的設計,還在最基本的物質生活方面,而對照顧服務這一塊沒有考慮。”鑒于養老機構的緊缺現狀和收費偏高,加之居家贍養的傳統思維,不少老人仍執著于居家養老。但針對居家養老的入門服務,也不便宜。

  政府能否成為養老最后一道防線?

  不過,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時任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王振耀并不認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人們常說的“未富先老”。“中國人均GDP跨過3000美元大關,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了。”在王振耀看來,國家的富裕,應該反哺這部分老年國民,增加社會福利投入。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閆青春也表示,在市場、第三部門都無法提供服務的情況下,政府作為最后一道防線,要承擔其相應的責任。

  不少學者認為,在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對社會福利政策定位不明,既無法以“福利國家”的姿態提供民眾無力支付的社會服務,又缺乏刺激社會化供應的政策手段。

  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對養老服務缺口缺乏科學的測算。孫炳耀擔心,盡管在老齡化的壓力及社會各界的推動之下,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最終“擠”入十二五,但由于相關測算的缺失,也只能是一份原則性的規劃。


  來源:中金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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